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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批評者認為，費孝通的“多元一體”理論不過是在“一個”與“多個”之間找了一種折衷的、彌合的“政治性說法”。但費孝通認為，根本問題在于，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無法來描述“中國的民族”的?！拔覀儾粦摵唵蔚爻u西方現(xiàn)存的概念來講中國的事實。民族是屬于歷史范疇的概念。中國民族的實質取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，如果硬套西方有關民族的概念，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圓其說”108。
費孝通還對自己晚年的轉變解釋說，“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時，突然意識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體這個秩序嗎？而他在中國成功了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華民族。中國為什么沒有出現(xiàn)前捷克斯洛伐克和那種分裂局面，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態(tài)。”顧頡剛與費孝通的糾結，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路——既渴望用西方概念來改造中國的知識傳統(tǒng)，卻發(fā)現(xiàn)西方經驗無法概括自身文明；既渴望獨立于政治的西方學術，又發(fā)現(xiàn)西方的學術從來離不開政治。后，他們都回歸到中華文明母體。
這些紛爭與攻訐，都來自于我們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；而其他文明的眼光，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，卻也經常受制于國際政治的裹挾。過去如此，未來亦是如此。中華文明并非沒有過“種族”觀念，但另有一股更強大的“天下”精神將其超越。隋朝大隱士王通，教出了初唐幾乎整個將相集團。他身為漢人，卻說中國之正統(tǒng)，不在漢人之南朝，而在鮮卑之孝文帝111。因為孝文帝“居先王之國，受先王之道，子先王之民”112。此為真正的天下精神。
除了“帝王將相”的故事，還有“文人墨客”的故事。南朝的《子夜歌》，北朝的《木蘭辭》，鮑照的邊塞詩，陶淵明的田園詩，謝靈運的山水詩，共同孕育出唐詩。江淹的恨別賦被李白反復摹寫，庾信的《哀江南賦》被杜甫終生吟誦。王國維把“朝之駢語”視為楚辭漢賦與唐詩宋詞之間的“一代文學”。119 更不用說蕭統(tǒng)的《昭明文選》是中國早的詩文總集，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是中國文學理論集大成，鐘嶸的《詩品》是中國部詩學專著。
19. 從8到9世紀，歐洲各王國盡管產生了各自方言的書面文字。然而，直到中世紀末期，拉丁語一直是、記錄與教會語言，而書面日耳曼語只是輔助工具。參見：彼得·伯克著，李霄翔、李魯、楊豫譯，《語言的文化史：近代早期歐洲的語言和共同體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107頁。